中国人在伊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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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ource : 引自中穆网
Brief

(一)在去德黑兰途中的反思

刚才走进这架伊朗航空公司的飞机机舱时,同行者S与我几乎同时惊叹,“飞机还挺大的嘛。”其实,这架飞机也够不上A380的级别,是属于3-4-3座位的正常的国际航班大小。感叹伊朗的飞机大,主要是因为半个小时前我们在候机时都一致认为,这可能是一架“小飞机”。

顿时,我发觉,对伊朗这样受争议的中东、发展中国家的轻视与不了解,可能是浸透在中国人的骨子里,以至于我们看到的东西很多时候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行前在家准备行李时,我与家人说:“我挺紧张的。”

“你可一定要小心啊。我们都盼着你平安回来呢!”

“我指的紧张不是那种害怕不安全的紧张,而是行程没有准备充分的紧张”。我答道

虽然这几天我恶补了一些伊朗知识,但是对伊朗陌生感的慌张仍是明显的。这与我去欧洲、美国和日本那些发达地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像我这样的国际新闻人,报道欧美日就像是吃饭一样,而评论伊朗就像是嗑药。这个药只适合于特定情况下才“嗑”,比如战争、冲突、恐怖主义事件。但报道美国、日本、欧洲时的新闻却很宽泛,从娱乐体育到政治经济,从社会文化到军事地理,在这些信息偏好下,中国人对美国日本的了解,许多时候甚至强过对新疆、西藏的了解。

行前我搜了《环球时报》过去10年的报道资料,发觉大约90%关于伊朗的新闻都与对美博弈、战争、以色列、恐怖主义、危机、威胁等负面关键词有关,关于文化、经济、社会的少之又少。我相信,这不是特殊的《环球时报》现象,而是出于中国读者偏好而出现的中国媒体“争议国家偏执症候群”。这些国家还包括伊拉克、古巴、朝鲜、利比亚、委内瑞拉等。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脏、乱、差”基本上就是争议国家的主题。而这些国家的争议又基本上来自于对美冲突,以及欧美媒体对它们的报道。换句话说,我们的国际信息潜意识与美国的逻辑是相似的。

我在行前的几个小时发了一条“要去伊朗采访”的微博,一小时内就得到了上百条的评论,但几乎一半以上都在祝福我要平安。我非常感激这些微友的关心,但这个现象不正说明,在我们的潜意识中,伊朗是一个不安全的动荡国家吗?

到机场前的两小时,我在办公室。小T送来样子,我说不用给我了,我准备出发去机场了。她的送别词提醒了我:“我许多去过的朋友都说,伊朗比想象得好得多”。此前,一些中东问题专家也这么告诉我。这也唤起了我五年前采访一位阿拉伯人时的记忆,他向我抱怨,你们中国记者老喜欢用“中东动荡”这个词,其实,所谓的动荡只是非常小的区域和很特殊的时刻,中东绝大多数地方都很安全,很详和。

这段回忆的唤醒,让我一下子羞愧与自责起来。我们这些国际新闻人在无意识中当了欧美日等国家的“宣传部干事”,我们每天做得工作是大量地转引欧美日媒体的报道,效仿欧美日的媒体口径,拷贝他们的思维逻辑与话语表达,久而久之形成了对欧美国家的“显性崇拜”,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隐性歧视”。比如同样是民众上街抗议,在欧美国家我们会称之为“(违法的)骚乱”,而在发展中国家我们就称之为“(正义的)革命”;同样是大规模的犯罪审判和警察枪击,在欧美国家是“(正常的)法治”,在发展中国家就是“人权侵犯”或“专制统治”。

我不知道这种偏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几天前,澳门大学吴枚教授发我一篇她的研究成果,主题是“符号竞争”。她认为,现在舆论信息本质上是“符号”,在全球舆情的“符号市场”上,每个观点、报道内容都是产品,而中国是“知识赤字”,我们全盘引进由欧美媒体日常制造的符号,渐渐地,我们不知不觉地就被“洗脑”了。这样的判断与研究看似有些“左”,但仍是有价值的。

在价值观日益分裂、甚至左右两派之间变得没有公约数的中国舆论场,这种趋从――如果不是“屈从”的话――欧美软实力的“符号”弱势,是我们当下所必须自省的。

“符号趋从”导致我们很难确立基本的“自主判断”,更难奢谈自信。一出事,我们的第一反应就从消极、负面、肮脏的方向去思考。就像两天来王立军案发生后,出现了两种版本,一种是“叛逃”,一种是“抑郁症”,但绝大多数人都会下意识地选择相信前者,尽管没有人真正知道真相是什么。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争议国家,我们在骨子里就认为那是一个动荡的地方,一出事肯定是坏事,但我们有没有想过他们可能有优秀的文化、平静的生活、高度的自由、典雅的文明呢?就像这几天我读扎比胡拉?萨法写的《伊朗文化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时,惊讶地发现,古伊朗文化对整个阿拉伯世界甚至西方世界文化的发展都有些奠基的作用,比如基督教的“礼拜日”、圣诞日、复活节的确定都可能源于古波斯文化中的光明神崇拜。

我们对伊朗的意识存在太多空白了。这些天,凡是我与朋友谈起要去伊朗,对方都会很羡慕的样子。我知道,所有人都偏向于认为,伊朗是很难去的国度,但有谁会想过,伊朗在2011年夏季开始就已签署成为中国的旅游目的国,是属于中国人落地签的国家了呢?有多少人会相信,去伊朗的签证比去美国要容易呢?

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会有这样的反思,可能是这架让我感到“很大”的伊朗飞机给我的灵感。此时,“空少们”送吃的来了,我开始仔细观察伊朗空少们,和欧美差不多的外貌、制服、专业的英文,还有丰盛的食物,我知道,我先前又小瞧他们了。我暗暗告诉自己,我对伊朗的“意外之旅”可能刚刚开始。

(此文记于2012年2月10日北京时间凌晨1点38分 在伊朗航空IR801-35H座位。)

(二)能读《洛丽塔》,而且“闷骚”

如果有人提醒你,到伊朗不要随便拍照,尤其不要拍女子,那么他一定错了;如果西方媒体里在报道伊朗是一个“压抑、封闭的国度”,那么西方媒体错了;如果你在伊朗要是别人劝告或西方媒体,那么,你就的大错特错了。

到德黑兰的第一天,我曾“大错特错”过,看着“波斯女子多为美人胚”的传言得到验证,但我却一直没有“下手拍照”,直到当天午餐,有四个时尚大方、衣着艳丽的女孩坐在我餐桌附近。我至少犹豫了五分钟才敢问:可以给你们拍张照吗?对方的回应速度是我的300倍。1秒钟后,她们就配合地摆出优雅的姿势,尽情“享受着”我与随行朋友们的镁光灯。从此,在伊朗任意拍美女,成了我们这些外国人游伊朗的重要内容,而且我发现,几乎所有伊朗女子都会爽快地答应被你拍,还示以最美的笑容。有时“偷拍”被发现,对方也会立刻笑一笑,有的还会摆个靓丽的姿势。这要是换成在中国,可能很多女孩会皱眉、警惕或者迅速离开。

拍照只是我们“伊朗艳遇”的开始。接下来的“好事”还有:伊朗漂亮的女外交官来接待我们,当有人夸她时,她用流利的中文笑着回应:“要不要给你介绍一个伊朗女朋友啊?”一下子让人联想起在中国国内男女之间相熟后的调侃。年轻伊朗司机用非常有限的英文单词量非常有限向我表达:有几个女朋友,“很烦恼”,还手舞足蹈地笔划了一些荤段子,讲得眉飞色舞,还指着怂恿我偷拍边上一位丰满的美女。

不到一天,我从道听途说、西方媒体、在中国仅有的几本伊朗书籍中学到的,几乎都是错的。那本翻译成中文的英文热销书《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把《洛丽塔》的意义引申到受极权政府统治的伊朗,但我在一个小书店就轻易地发现放在显眼位置的《1984》,还有什么书比它更批判极权社会呢?

我又想起了临行前,采访团里一位女学者问伊朗驻华大使,要戴怎样颜色的头巾,怎么裹之类的问题。大使笑答:无论什么样的头巾都行,只要围在头上以示你的尊重即可。在德黑兰,头巾仅仅是一种习惯,它掩不住伊朗女子黑袍里面总有色彩鲜艳的衣服首饰,也掩不住保守外表常潜藏着奔放的内


伊斯兰革命领袖致朝觐者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