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周三的会议上表示：“在女性权利和义务这一异常重要的问题上，世界上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普遍做法：即西方化和伊斯兰化的做法。”
男女身体构造和体质差异的存在，引发了社会对女性自由和权利问题的质疑。
就此而言，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即伊斯兰观点，被置于女权主义观点等以人为本等观点的对立面；按照西方流行的女权主义观点，法律差异是对女性的压迫及性别歧视的表现，因为公平意味着男女完全平等，任何一种差异都被认为是对公平和正义的侵犯；而根据伊斯兰教的观点，绝对平等意味着对妇女的不公开辟了道路，因为完全忽视女性的天然差异并使其与异性完全相同是一种对女性压迫，甚至是对女性的一种双重压迫。因为这将造成女性被边缘化。
另一个重点是西方女权运动的社会结果。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将其视为一场旨在消除对女性的自卑、压迫、不平等和不公正的运动，并在此基础上改造所有的社会结构，但在西方的现实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西方，女性仍然受到不平等、不公正和暴力的困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极大地受益于现有的父权文化，这种文化对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有影响，并通过现有的政治权力使这种劣势永久化和持久化。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利用其媒体和广告业，也宣扬某些文化信仰，而这其中女性的性行为是更大利润的来源。
因此，女权主义通过关注女性某一领域的成长，而忽视了其存在的其他领域，并且根据批评者的说法，尽管西方女性在某些方面下获得了自由，但她们在本质上却被边缘化了，这个问题导致了女性身份的缺失，最终，西方女性的焦虑感愈演愈烈。
女权主义批评者之一托尼·格兰特说：“如今，感觉女性似乎只是变得“独立”了，但她们在情感上，往往比她们的母亲和祖母更需要帮助，她们更没有安全感、不稳定感、孤独和无助感。
显然，女权主义及其在西方的推广，打着男女平等的名义，剥夺了女性的身份，也剥夺了女性身心的安全与平静；换言之，所谓的性别平等实际上是无视女性权利的公平，因为这给女性带来了更多的生活成本和压力。
伊斯兰革命最高领袖还指出，男女根据其身心、内在差异、身体素质和能力不同承担着不同的职责，并补充说：“在此基础上，一些人断然表达的‘性别平等’的口号是错误的，而正确的就是“性别正义”。